拉卡杰一家三口

自从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现在的南非人怎么如何看待异族通婚？曾经在BBC国际台工作过的南非记者拉卡杰回忆自己和白人妻子的恋爱、婚姻史，诠释南非人的心路之旅。

刚开始和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时，我的许多朋友、她的一些亲属、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一致反对。

我在索韦托的朋友也同样坚决反对。一位发小多次告诉我，谈恋爱，如果对方不是祖鲁人、不是黑人，他根本不会考虑。

所以，当他第一次见到我的白人女友时，切实感受到南非已经不再是种族隔离国家这一现实的冲击。

曼德拉效应

所幸的是，我们家大多数人、其中包括经历过残酷种族隔离与歧视的爷爷奶奶都热情欢迎我未来的妻子。这令我颇感吃惊。

反种族隔离的领导人曼德拉（右）

我出生在索韦托，曼德拉曾在这座小镇生活。我生在一个自由战士之家，从小就学习反种族隔离领袖的业绩。连年的灌输让我相信，长大后，我也会流亡南部非洲、回到祖国和白人作斗争。

曼德拉1990年2月获释，同月我度过了10岁生日。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那里有些人以为，到时候了，流亡的自由斗士应该回来、把白人赶出南非。

但是，随着南非走近1994年第一次民主选举，我们家人的语气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长者开始帮助年轻人懂得曼德拉倡导的原谅与和解的重要性。这些深刻的教诲，也逐步改变了我的观点。

去上大学读新闻，我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生活在国际化大都市氛围中。20出头，开始和自己背景不同的女孩交朋友。再后来，对方是南非白人、葡萄牙人还是安哥拉人，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不过，我的许多黑人朋友不能理解和与自己语言不同的人交往的逻辑。就我个人来说，我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憧憬着能到各地去看一看。

幸运的是，我的许多梦想都成了现实。毕业后，我作记者、加入了BBC国际台，有机会去看世界。

彩虹国家

拉卡杰说，他和丹尼拉的经历更加容易

2007年，我认识了丹尼拉·卡塞迪-鲍文。她来自智利，在南非学旅游业。我们先是朋友、后来成为恋人。两年后，顶着她家人的反对，开始共同生活。

丹尼拉的叔叔1980年代初期来南非，对我们的关系疑虑重重，甚至拒绝我进他的家门。丹尼拉的南非白人朋友也警告说，不要和索韦托黑人男孩儿搞到一块儿。

我和丹尼拉考虑后共同决定不理会别人的反对。

我的亲属大多数都说，他们不在乎我的恋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南非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开放令我略感吃惊，不过，我也认识到，这样的反应，代表着他们对曼德拉“彩虹国家”梦想的虔信。

蜜月结束，现实给人当头一棒。我们开始经历异族通婚的挑战。丹尼拉的一些亲戚不希望我们要孩子。他们说，混血孩子没有身份认同、成长经历艰难。

这一次，我们还是选择不予理睬，后来生下了儿子。

有趣的是，最近几年，我和丹尼拉家的关系有了长足的改善，我们家这一边儿却开始出现问题。人们质疑丹尼拉对我们的传统“缺乏承诺”。

我和丹尼拉一致同意，文化总在演变，我们只会遵循切实可行的规矩。不过，我们家一些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丹尼拉需要遵循、履行我们绝大多数的传统。

比如说，孩子生下来不久，按规矩，丹尼拉需要带着孩子到婆家去住10天。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现实。不过，另外也有很多规矩丹尼拉都同意照办。比如，我们家坚持宝宝出生三个月后才剃头，妻子却曾认为孩子一生下来应该立刻剃头。

心灵烙印

但是我感觉，和其他一些异族通婚的朋友相比，我和丹尼拉的经历更加容易。

体育，也让不同肤色的人走到一起

贝文·范·鲁严是混血，生于约翰内斯堡。他在约翰内斯堡艺术学院读书期间认识了南非白人女友杰奎琳·罗伊。

贝文生于1984年。和我一样，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太多的种族歧视。他告诉我说，“与杰奎琳的家人见面后，我才开始经历种族歧视。我非常吃惊。”

贝文的父母欢迎杰奎琳，杰奎琳的家人却相反。贝文说，“一开始，他们对我不是白人很有看法，不欢迎我上门。她爸爸不赞同我们的关系。”

两人开始谈恋爱，一直没有告诉杰奎琳的家人。贝文回忆说，“他们发现以后，曾把杰奎琳赶出家门，她只能搬去和我家人同住。”

另外一个朋友杰克·斯科特2009年来南非，现在已经入籍。他出生于美国西佛吉尼亚，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非洲裔美国人。

杰克的妻子曼蒂是来自索韦托的黑人姑娘。杰克大多数时候都在约堡北部小镇贫民区工作，管理一家向年轻人介绍话剧、体育、音乐的社团。

杰克说，“有时候别人叫我白人，我会回答，别急别急，我是黑人。”他说，和妻子一起逛商店，别人还会盯着看，但是他并不在意。他说，“种族分界线留下深深的烙印，仿佛刻在南非人的心灵深处。”

种族隔离年代，“仅许白人进入”的告示很普遍

南非人距离实现全面拥抱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有幸受过教育、思想解放，但现实中，我有许多朋友、其中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还不能完全接受没有种族分界的社会。

但是，我仍然保持乐观。和20年前相比，南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取得了进步。